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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3月23日，在“万难支持”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，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。施存统写道：“开了一个会，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。工读互助团的主张，从根本上推翻了！……”
第一组的解散，震动了新文化界、千万知识分子。
(资料图)
4月1日，在《新青年》第七卷第五期上，王光祈、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，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。在《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？》的标题下，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是人的问题，不是经济的问题”。
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，人浮于事、浪费较多、经营不善、感情不融洽、“互相怀疑”、精神涣散、一些人“不肯努力作工”、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“深厚远大的意思”……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：虽经审慎挑选，但知行合一的团员“实不多见”；他说，“今日演出此种现象，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”！
或许，最令他耿耿于怀的，却是他一语未及，但令第一组“感情大坏”、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？
如前所述，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，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，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。她漂亮、活泼、大胆，“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”。这一天，易群先告诉施存统，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。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施存统后来说，他对此“又惊又喜”。但几天后，几名成员连夜开会，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；一怒之下，易群先远走天津。这么一来，事情愈演愈烈，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、施存统、陈培公……
在王光祈看来，这是“人的问题”的明证。陈独秀也认为是“人的问题”。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，“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，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”。而对此，胡适站在“原教旨”、实用主义的立场上，嗤之以鼻。
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，在一次演说中，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“名实不符”、挂羊头卖狗肉。他说，17名发起人中，“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，他们的眼光射在‘新生活’和‘新组织’上。因此只做了一个‘工’的计划，不曾做‘读’的计划”……
这个批评，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、陈独秀。胡适认为，这是计划的“根本大错”。因为这个错，“工作的时间太多……没有做学问的机会”；因为这个错，工读变成了“挨役”，“只有做工的苦趣，没有工读的乐趣”；因为这个错，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、困难重重，“但他们对于家庭、婚姻、男女、财产等等绝大问题，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，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”！
那么，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？
胡适谈到，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，但在他们自己看来，这是极平常、极现实的选择；他说，“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，是一件极平常的事……算不得什么‘了不得’的新生活”；他并刻薄地挖苦道，“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……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，那么，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，叫他新组织也罢，请不要乱挂‘工读主义’的招牌”……
如果说，王光祈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人，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，那么，戴季陶、施存统的思考，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、那种制度。